2026年上半年全国食品安全抽检数据显示，蔬菜、水果不合格率分别达4.92%和5.18%，甚至被禁用的剧毒农药仍在使用。
这是因为病虫害更猖獗了吗？
从表面看，这是“虫害增加→农药加量→残留上升”的简单链条。
但深入调查发现，虫害加剧的深层原因指向生态失衡等争议。
农户“用药依赖”背后，是越来越难防的虫害与绿色防控技术成本的门槛。
根据农业农村部组织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数据，2024年监测总体合格率首次达到98%，2025年全年合格率维持在98%。
监测参数从2001年的13项增至2025年的139项，覆盖蔬菜、水果、茶叶、畜禽产品和水产品5大类153个品种。
与此同时，全国种植业农药使用量已连续8年保持下降趋势，2024年降至24.2万吨。“现在中国的农产品，无论是从监管力度、质量还是用药安全性，均优于欧美标准。但是，不合格的农产品也是存在的，总有一部分违法分子存在。”一位生态农业的负责人说。
农产品合格率从2001年的62.5%提升至98%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但那些“点上的问题”也是真实存在。农残也的确存在。
那么，农残存在的原因是虫害增多吗？虫害的现状如何？
从公开数据看，近五年（2021～2025年）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面积呈高位波动、总体上升态势。
据全国农技中心发布的预报数据，2022年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面积为20.26亿亩次；2024年升至23.3亿亩次；2025年增至25.18亿亩次，23种重大病虫害呈重发态势。
其中，水稻“三虫两病”始终是权重最大的板块，2025年达11.2亿亩次；小麦赤霉病、条锈病在江淮、黄淮麦区连年偏重流行；草地贪夜蛾自2021年发生2073万亩后持续扩散，2025年预计为5000万亩次。
虫害与剧毒农药的使用及农残的存在，也说明“虫害越来越难防”。“10年之前打虫，直升机打虫最多，一季水稻最多打2次。”上述生态农业的负责人称，“现在要打6到7次甚至8次，还不一定打得死。”
从2次到8次，意味着农药使用频次增加了三倍。这是为什么？抗药性是第一层原因。“药不管用了。”上述生态农业的负责人说。
他的解释指向一个被长期讨论但仍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：病虫害的越冬基数在逐年累积，代际繁殖使得害虫对农药的抗性不断增强，“秸秆返田，导致寄存在秸秆根部的卵越冬繁殖，并且具有上一年的抗药基因。
多年下来，药抗性增高”。
梳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历年发布的《全国农业有害生物抗药性监测报告》发现，2020至2023年，褐飞虱对三氟苯嘧啶等药剂的抗性在持续上升。
草地贪夜蛾作为入侵性害虫，其抗性发展备受关注。
研究发现，田间种群已对茚虫威和氯虫苯甲酰胺产生了低水平抗性。
《2025年蔬菜主要害虫抗药性监测报告》显示，全国58个监测点对豆大蓟马、西花蓟马、小菜蛾、烟粉虱、甜菜夜蛾5种害虫进行监测，抗药性问题普遍且严重。
豆大蓟马在海南、福建对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抗性高达379～478倍；烟粉虱在北方及长江中下游对噻虫嗪普遍表现为高水平抗性，最高达3492倍；小菜蛾在云南对氯虫苯甲酰胺抗性达745倍；甜菜夜蛾对虫威抗性达306～462倍。
该监测报告建议，在高水平抗性地区暂停使用相应农药，轮换用药，每季每种药剂使用不超过1次。
害虫在自然状态下通常有天敌控制，数量维持在低水平平衡状态。但是，在“虫多—打农药—抗药性—继续打农药”的循环中，与害虫的天敌也在减少。“在宁夏的枸杞园，主要害虫有6～7种，调查到的天敌种类将近五六十种；在以化学农药防治为主的园区里，这些天敌很难找到，甚至找不到，可能已被杀死。”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何嘉副所长表示。“用药依赖”背后，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绿色防控技术已经存在，但成本让它难以普及。
以宁夏枸杞为例。枸杞是宁夏的优势特色产业，种植面积32.5万亩，但病虫害种类多、发生严重，年防治次数达7至11次，使用的农药多达40余种。
宁夏农林科学院植保所副所长何嘉所在的团队从2020年开始研发天敌防治技术，选中了一种本地优势寄生蜂——粗脊蚜茧蜂。
这种蜂将卵产在蚜虫体内，幼虫取食蚜虫体液，田间自然寄生率可达60%至70%，人工释放后寄生率能达到80%。“化学药剂打完以后，蚜虫抗药性增加，7到10天下一代又繁殖起来了。”何嘉对比道，“但蚜茧蜂用上以后，种群能持续压住，虽然见效慢一点，但控制是持续性的。”
2025年，这项技术在宁夏枸杞园推广了1万亩；2026年扩展到1.5万亩；2027年的计划是3万亩。何嘉还透露，宁夏对采用生物防治的枸杞园补贴100元/亩。
但即便有补贴，推广过程依然艰难。“刚开始有积极参与的，比如百瑞源，龙头企业对产品质量要求高，他们很积极。”何嘉回忆道，还有的企业就是试试看的态度。
还有一些企业，你白送到地头他也不稀罕。
整个过程实际上是比较艰辛的。
成本是核心障碍。何嘉估算，天敌防治技术的防治成本比化学农药增加约20%至30%。“随着大量使用，希望会慢慢降下来。”
宁夏的模式提供了一个参考样本：产业主管部门给补助、天敌公司配套资金、科研单位提供技术服务、种植端零投入。
何嘉说，产业主管部门说至少3到5年要扶持，让大家愿意用，最后主动用。
但这种模式能否在更广泛的作物和地区复制，仍是未知数。
综合来看，“农残不合格率上升”的原因，是一条多环节交织的链条：虫害加剧（秸秆处理方式改变、设施农业连作扩张、天敌被化学农药杀伤）→防治难度增加（害虫抗药性上升、采果期无药可用）→ 化学农药依赖加深→农残风险上升。
而绿色防控技术虽然已经具备，却受制于成本门槛和认知惯性，推广速度慢于虫害恶化的速度。
破局的关键，是一套让绿色防控“用得起、用得好”的制度设计：科研端持续降本、政策端精准补贴、产业端打通推广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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